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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国以后，与外国的陆上、海上交通均已逐渐发达，交往逐渐开展，其间自然也带来了医药卫生方面的交往。

'''一、中印医学交流'''

中印两国，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国，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。两国的医学在古代都已十分发达。早在后汉时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，其中即有涉及医学的一些内容，如关于[[胚胎发育]]的内容，就出现在《地道经》中。古印度医学是吠陀时期出现的，称为“寿命吠陀”，或称阿输吠陀，其内容大致有八个面，体现在后代古印度医学遗留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如伐八他氏（Vagbhata）的《[[八支心要集]]》，此八支的内容包括[[内科]]，又称身病医方又称之为身患），[[外科]]，小外科又称利器医方，鬼病方科，[[小儿科]]或称看童法，[[毒药]]科又称恶揭陀药科论，亦即[[解毒]]学，长寿科及性医学。由于两晋时代佛学已经陆续输入我国，而古代印度佛学中有五明学，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寿命吠陀在内，这就难怪两晋以后，印度医学曾在我国产生一定的反响。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，[[葛洪]]《[[肘后备急方]]》经梁[[陶弘景]]整理后，就把它更名为《[[补阙肘后百]]》，并且提出：“人用四大成身，一大辄有一百病，是故深宜自想。”这些都是受印度的“四大”学说的影响的。我国对印度的医学上曾有过一些影响，如六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《行纪》中，就介绍了[[华佗]]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。我国的药物，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印度，被誉为“神州上药”，这从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经归来所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。

'''二、中日医学交流'''

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，早就有友好往来。早期的日本在与[[中医学]]的接触方面，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，其后，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。日人木[[宫泰]]彦在《日中文化交流史》中指出：“《宋书》和《南史》中所载日本和南朝的往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关系，而来往于汉人的文化中枢南朝首都建康前后既达八次，亲眼看到中国宫庭中庄严的仪式礼节和汉人的灿烂的文化生活，必然带回一些新知识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。应该说，在本时期的早期，[[中医]]时日本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，如日本仁德天皇时，当时朝鲜的韩医方即传入日本”。（史世勤《中医传日史略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），后来，允恭天皇、雄略天皇（五世纪）、钦明天皇（六世纪）曾先后向朝鲜求医，有的是因为皇室成员或天皇本人患病，有的是时[[疫病]]流行。朝鲜曾应请分别派出金波镇、汉纪武及其他[[医家]]去日，以“韩医方”开展治疗，而当时之韩医方即是[[中药]]为主的医疗体系。

公元562年，日本钦明天皇时期，吴人[[知聪]]携《[[明堂图]]》共一百卷到日本，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，尤其是[[针灸]]医学的发展，产生重要影响。此后，日本的医学发展很快，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，如公元808年出云广员的《[[大同类聚方]]》，是为最早的日本[[汉医]]方，深江辅仁有《[[掌中要方]]》、《[[本草和名]]》等，也都较有影响，其他医家还有和气广世、小野根藏等，也都是有名汉方医家。这些都与这时期汉医方的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。

'''三、中朝医药交流'''

中朝两国山水相连，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，早在西汉时期，中国与朝鲜之间医、药、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。

中朝医药交流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频繁和深入。早在公元四世纪[[中叶]]，中国僧侣顺道、阿道、[[摩罗]]难陀和墨胡子等携汉译文佛经相继到高句丽（公元372年）、百济（公元384年）和新罗（公元422年）。由于佛典“五明”中就有“医方明”，所以僧侣本身知医药会施疗（金斗钟：《韩国医学史》，第42，36，37，41，48页，韩国探求堂，1966年版）。

据朝鲜《三国遗事》卷三“顺道肇丽”，“阿道基罗”条的记载，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、阿道、墨胡子等会施医疗，出入于宫廷，边传教，边施疗（然禅师撰《三国遗史》，第200，203～205页，韩国学友社刊，1964年改订版）。加之，以施疗为主的僧医也逐步增多，曾一度在朝鲜颇盛行僧侣医学。随后葛洪《[[肘后方]]》、陶弘景《[[本草经集注]]》也相继传去，中国养生法及[[炼丹]]、炼金术，朝鲜称它为“仙[[道术]]”，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：“金屑，辟恶而有毒，不炼服之杀人，高丽……成器炼熟可服”（陶弘景：《本草经集注》）。百济把葛氏《肘后方》的治[[肺痈]]方和治[[丁肿]]方收载于《百济新集方》里（金信根：《韩医药书考》第1页，汉城大学校出版部，1989年初版），据《周书》载，百济“兵有弓箭、刀梢……其秀异者颇解文，又解[[阴阳]][[五行]]……又解医药卜巫占相之术。”（《二十五史》，“周书”，第84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上海书店，1986年版）。时隔二十年后，中国陈文帝天嘉二年（561），吴人知聪携内外典《[[本草经]]》、《明堂图》等164卷医药书赴日，途中路经高句丽，在高句丽传授了汉医学，（坂本太郎等校注，《日本古籍文学大系》分卷，“日本书记”（下）“卷19”,第126页，岩波书店，1965年版），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。[[医事]]制度方面，朝鲜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[[太医]]丞和[[药藏丞]]的作法，设置了[[医博士]]和采药师。（金斗钟：《韩国医学史》，第12，36，37，41，48页，韩国探求堂，1966年版）。

本时期，中朝两国间的药品交往亦较密切，陶弘景撰《本草经集注》里收载的高句丽、百济所产和使用药材就有[[人参]]、金屑、[[细辛]]、王味子、[[款冬花]]、[[白附子]]、[[蜈蚣]]、[[昆布]]、[[芜荑]]、[[银屑]]等，且对药材形状和药性做了详细记述，如对人参记述“乃重百济者，形细而坚白，气味薄于上党；次用高句丽，形大而虚软，不及百济……”，再如对款冬花记述“第一出河北，次出高丽，百济，其花以大[[菊花]]。”（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）

'''四、与其他国家的医学交流'''

古代的越南属交州辖地，两晋南北朝时期，有一些有关交州的记载。如贾思勰《齐民要求》，晋.稽含《[[南方草木状]]》等，都载有交州的物产，其中有些与医药有关。如：《异物志》提到交州的椰树，说它”实如瓠……食之美于[[胡桃]]味也。肤里有汁斗余，其清如水，其味美于蜜，食其肤，可以不饥；食其汁，则愈渴。”《齐民要术》引《南中八郡志》说：“交趾特出好桔，大且甘，而不可多啖，令人[[下痢]]。”书中还提到诸如扶留蘖、桶子、[[槟榔]]、[[鬼目]]等也都可供药用。当时越南输送到中国的香药有[[沉香]][[苏合香]]等。南齐时，苍梧道士林胜在越南行医，以[[温白丸]]治，下[[腹胀]]满颇效验。《南齐书》还载有“林邑国传”，其中有关于丧葬等卫生习俗的内容，如说人死后“燔尸中野以为葬，远界有灵鹫鸟，知人将死，集其家食死人肉尽，飞去，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。”《南史》记载、扶南（即今柬埔寨）国王遣使送中国以[[郁金]]、苏合香等。干陀利国、婆利国（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）输送给中国物品内有香药。

我国医学在这一时期也传入阿拉伯地区。如西晋[[王叔和]]《[[脉经]]》，就曾传到该地区，后来阿拉伯医圣[[阿维森纳]]的《[[医典]]》中。就反映了《脉经》中关于[[脉象]]的内容。另外，我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一些医方书。如《隋书.经籍志》所载的《[[乾陀利国治鬼方]]》十卷、《[[新录乾陀利治鬼方]]》五卷，据考证。此乾陀利在刘宋时为干陀利，即今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。其中之治鬼方或与印度八支中之鬼病科相似（范行准：《中国医学史略》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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